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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然的信仰:中國城市基督徒與公民制度參與

Faith Going Public: Urban Christians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in China


马丽

背景

中国社会在1949年之前,政治、社交、以及启蒙期的民间团体是平步共存的。譬如:从一些个人的回忆录和教会历史的记载中我们知道,当时当权的政府一般来说不反对宗教信仰,甚至在领导和军方阶级中有不少接受过洗礼的基督徒,因此城市里的居民能享有某些政治和信仰上的自由。而在乡下地区,一般行政通常由所谓的地绅,依据当地的习俗和道德标准来管理。由此可见当时是有一个活泼的公民社会。

但这个公民社会体制被后来的共产革命几乎完全压制。在充满暴力的革命之后,共产党领导阶级打算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体制。共产思想本身就是一个反传统的革命思想,基本上由国家来控制所有资源,如土地、资产、甚至劳力等。他们成立了户口制度,禁止自由交易,废掉商业或私人组织,彻底的消灭乡绅阶级。共产党借着残暴的土地改革史前未见的把势力渗透到村落。城市里有效忠党的­干部阶层在掌权,包括食物的配给,在老百姓中用户口制度来制造不同的社会等级。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后期,人民自治是完全不允许的。影响最大的就是在一连串相互谴责的政治运动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彻底的被摧毁。这对整体的社会有深远的负面影响,同时也培养了一种仅效忠政府,却彼此出卖的文化。这些背景可以让我们了解家庭教会组织型态的产生。

家庭教会的兴起

1950年代,共产政权为要清除民间信仰和基督教团体等社团组织那些威胁效忠政党的信念,就借着土地改革给它们戴上了帝国主义侵略手段的帽子。当时《小群》(倪拓声)受到极大的逼迫,基督教也从此成为政府的靶子。我们知道基督教的确是在西方帝国侵略中国时传入的,而1900年的义和团和1930年代的反基督教运动,都是对这所谓西方信仰的敌意表现。

必须提到的是一个在国家打仗后产生的卫国意识,特别是在美韩战争之后,促使了《三自教会》的产生。 1950年间共产党用《三自》的口号来控制教会,扫除基督教团体。部分男青年会和女青年会的领袖遭党的摆布,从中散播这个政权的手段。但这也酝酿了一批叛逆当时《三自爱国运动》的家庭教会领袖的产生。他们在1950年代遭受了极大的逼迫,而基督教会也开始走入地下。这时代的先锋代表王明道写到:〝我们因信而行〞。

中国基督教领袖指出,当时的天主教领袖放宽了对教条的定义,相对之下是这些反同流派持守了基督教的神学真理教导,也因此导致基督教在1950到1980年间转变成私有化。由政府控制的媒体甚少提及基督教,以至于一般人对基督教很陌生。家庭小组仅接受信得过的成员,细胞小组经常被公安打散而更换聚会地点,更没有公开崇拜场所可言。在这三十年间基督徒已经习惯了这种聚会方式,而这种观念与今天城市里基督徒对教会和教会生活的认识有显著的对比。

城市家庭教会的发展

1980年后期出现了所谓「文化基督徒」的现象,就是当时一些非基督徒的知识分子把基督教当成一个社会文化来研究。有几本由当时领导阶级人是撰写的书,对今天的年轻人继续造成影响。在一个道德崩溃的世代,有知识分子的拥戴是很重要的。到了1990年中期,有大批这些文化基督徒成为了真正的基督信徒,走进了家庭教会。从访谈中我们发现这些人有许多共同点,就是开始时他们仅是对基督教的文化有兴趣,但并不真正属于基督的肢体,但渐渐对与这身体链接产生了渴望,终究决定委身,加入教会生活… …

整体文化在90年代走向多元化,以「劳动单位」为基本单元的社会制度瓦解。「劳动单位」制度把老百姓压制在小群体里,过被指定的生活。「单位」结构崩溃后有许多人开始做生意,也大批的朝城市迁移,基督教也传到流动的城市人口中。之前被监禁的家庭教会领袖释放后继续的传讲福音,在小型的团契中教导。一般聚会不在主日而在周间,小组之间没有明显的界线,成员也不固定。

从1990后期起,受过教育的信徒人数增加,校园福音事工把大学生和教授也带进的家庭教会。2004-05左右大学生和教授在许多城市里组成了第一间当地的家庭教会。一间上海市的教会人数在三年内从十人增长到一百人。对空间的需求也因人数而增加,七、八十人挤不进私人的住宅,必须租有三四间卧房的公寓才能容纳所有聚会的人,多过一百人就需要租办公楼或活动室。基督信仰和教会随着聚会地点的演变而趋明显化。

还有一个发展就是教会在2008汶川地震后的赈灾工作,学者们认为中国公民社会从此诞生,其实并不算是个过份的说法。因为政府放松了控制,许多宗教机构开始出现。根据一个估计,百分之六十三的赈灾志工是基督徒,其中很多是属于未经注册的宗教机构… …

有些未经注册的组织试图在户外举行崇拜,包括山西、北京、上海及成都。北京的守望小组就是因为政府不批准他们使用购买下的场地,而决定在户外聚会。一大群人聚在办公楼里,在中国社会里是颇不寻常的现象,导致空间地点也成为一个争论的议题。

公民权益的参与

一般的观念认为生产总值高、经济发达的城市环境,对非政府组织或民间社团有利。但我们考察的结果却非如此。上海市虽然是个经济繁荣的国际级大都会,但在上海的非政府组织和家庭教会却还没有在成都的先进、明显。在成都有十间教会已经购买了自己的场地,而上海仅有两间。从两个城市的总人口数目来比较,这个差距是很可观的。一方面是为了安全,另一方面是为要提防异端的渗入,上海市许多教会通常要求你先参加周间聚会三个月后,再经会友转介,才接受你参加主日的崇拜。成都在汶川大地震后成为基督徒参与赈灾的舞台,但上海的大环境比起成都来要复杂太多。

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基督教刊物的浮现。知识分子多的教会开始编辑并出版刊物,发起了数份杂志,基督教书房也成为公开讲座和活动的场所。一间在成都的基督教书房就是知识分子的聚点。

结论

《公然的信仰》是在基督教传到中国城市中高等教育和上流阶级人群后出现的一个历史现象。基督徒学者、律师等逐渐更多的行使他们公民的权益,他们信仰的表章不同与主流,对社会有敏锐的观察和反应,也提供丰实的价值观和答案。

虽然如此,城市中的家庭教会仍然面对许多挑战。基督教家庭教会增长是迅速,但组织仍是模糊,近期的新闻也把一些宗教团体曝光。牧师普遍的缺乏,特别有些半隐密的教会更是不愿意与其它教会分享他们的资源,如此造成彼此间隔的形态。让我们很惊讶的是在上海,因为没有公开,或是对教会是否应该同开而有不同意见,而导致许多教会与教会间没有任何联系。总而言之,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因家庭教会的发展而需要在心态上做的改变,不都对每个人是容易的。

马丽拥有康乃尔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现就任于一间上海大学。在过去两年内她深入的访谈了将近七十位上海和成都的基督徒。李晋是一位研究近代中国和基督教思想的历史学者,现在一间上海大学从事研究工作。

Mary Li Ma

Mary Li Ma

Mary Li Ma (MA Li) holds a PhD in sociology from Cornell University. Currently a research fellow at the Henry Institute of Christianity and Public Life at Calvin University, Dr. Ma and her husband LI Jin have coauthored articles, book chapters, and are the authors of Surviving the State, Remaking the... View Full B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