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的缺失和自由的缺位

施非

前不久，湖北省特级教师、武汉市武昌实验小学校长张基广在被问到“什么是教育”时称，教育就是让学生“今天睡好觉，明天不跳楼”。语出惊人的他把教育的崇高目标降低至人对身心健康的基本需要，然而，这一提法对中国的现实来说绝非戏言。统计表明，过去十年里中小学生日平均睡眠时间比教育部制定的标准少13%，而学生们完成作业需要花费的时间比教育部规定多出30%。尽管睡眠不足不一定导致自杀企图，低龄自杀的报道则呈上升趋势。有些自杀孩子的遗言仅是学得太累了，或者是无法承受家长对他们学习成绩的失望。中国教育的现实何以至此？家长为何明知这种体制的荒唐却仍支持它？答案不一而足。目标的缺失和自由的缺位也许是探究中国教育难题的线索。

目标的缺失

如果说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是错误的，人们一般难以接受。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国家领导人，以及官方颁布的教育法都明确提出，人才培养目标是为了建设更加富强现代的国家，是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成为祖国需要的人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一系列口号反映着中国饱经忧患和欺侮，苦苦追寻走向现代国家之路的时代背景。这些口号的内涵一直未改变，而“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中国人对个人幸福和自由的意识开始觉醒。尽管这些口号体现的目标宏大而高尚，它们都强调“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不太注重“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且，这些目标不一定能够让人知晓“我可以为我自己做什么”。当人们在与他们同胞的日常交往和合作中缺少一套具体的行为规范的指导时，当孩子们未能以明确的、符合他们成长规律的方式学会他们能够为自己做什么，或者别人能够为他们做什么时，唯一明智的选择就是各人任意而行。

当新一代的成长伴随着个人幸福意识的觉醒，他们却依然被教导要服从于忘我的国家利益目标时，神圣的目标变得空洞起来。家长需要简单的、直接的、可以操作的目标，他们为自己的孩子找到这样一个：出色地完成大学入学考试，考上最好的大学之一。对大多数孩子来说，这一目标必须在他们从六岁开始的十二年学习生涯结束之际实现。为了增加实现这一目标的实力和可能性，家长要给孩子提供一切最好的：食品、玩具、幼儿园、在最好的学区的小学、中学，等等。他们自然而然地以为谁都会这么想。富裕的家长觉得下面的做法在经济上很划算：把自己的房屋出租，用租金收入在他们认为优越的地段租房，让他们的子女进入处在这一优越地段的梦想小学、中学，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进入梦想大学。可惜，孩子们不一定认同家长的目标。如上文所言，他们未得到适当的教导，不知道他们可以为自己做什么，也不知道一个人应当如何安身立命，成为一个健康社会的有用一员。他们仅被要求为全国统一的大学入学考试做最充分的准备，其他一切都没有意义。他们不是在为乐趣，为成长，为他们自身的健康而学习，难怪他们睡不好，难怪他们厌学。

一旦进入他们梦想的大学，他们的目标就算实现了，充溢着生命力的年轻学子们顿觉没了目的，怅然若失。当大学坚持的目标与上文所提无异，即为国家培养人才，这样的目标对学生的状况帮助有限。学生们感觉不到他们掌握了学习的自主权，不能把他们在学业上的追求与自身的生活质量相联系，于是他们找到了一个简单的、直接的、可以操作的目标：考试及格。这又是一个注重应试的目标，只要能达到它，越少的付出就意味着在经济上越划算。长年累月的“正面”教育没有改造学生们的思想，却唤醒了他们粗鄙的经济人头脑。

你也许开始怀疑我是否在夸大并且过分简化了目前的形势，难道每个学生所思所感都是一样的吗？实际上他们只有所感而鲜有所思——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他们只单纯地被要求去思考，去试着模仿成人的思维方式，去为他们的国家，为他们的父母，有时也为他们自己的未来“着想”。然而，他们没有得到批判性思维的训练——也就是从几个不同的角度看事物，把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观点考虑在内，做出自己的判断，而这样做需要一个前提：自由。

自由的缺位

中国文化鼓励从众。当我的儿子接近送幼儿园的年龄，我周围的人们开始问我有没有开始为他找好的幼儿园，如果我告诉他们我打算把Accelerated Christian Education（ACE）家庭学校模式用在我的孩子身上，他们更会为我担心：你怎敢与众不同？你与众不同之后何以生存？为何其他所有人都一样，偏偏你与众不同？与人相同可以获得安全感，而与众不同则经常被联想成持有异见。

当今中国人们不再穿同样的衣着，然而教育体制规定每年的大学入学考试在同样的日期举行：六月七日和八日，不管这两天落在星期几，周末还是非周末，考试日期总是相同。这个所谓“高考”（高指高等学校）是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仪式。为了参加它，在校学生都学同一套教材，循同一套备考程序，与他们的老师一起猜测今年出题者会怎样出其不意。如果电影《阿甘正传》中阿甘的母亲能说出这样的座右铭，即“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那么中国的老师们早就准备好回应她说，“生活就是一连串的考试。”

以优异的成绩通过“高考”，学生即可被最优秀的“第一类”大学录取。他们发现他们开始学习同样的课程：同样的一套政治必修课，某个学科领域的理论基础课，还有一系列可以给他们挣学分的选修课。课堂人数众多，由年轻教师执掌，这都是高等教育爆炸式发展的结果。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有权决定国有大学每年的招生规模，私立大学只占总数的10%，所以基本上中国的高等教育是国家控制的计划经济模式，具有计划经济的经典特征：官僚主义和自上而下的管理。

计划经济不鼓励自由，以计划经济方式运作的高等教育亦然，甚至学术自由也被学术“表现”取代，后者的衡量标准就是发表论文、出版著作的数量。教师经常需要付出费用以使他们的文章获得发表机会，他们必须把这件事作为正儿八经的营生，而不是为了填补知识空白。如果教师们感觉到“不出版就灭亡”的压力，他们的学生在课堂上又能感觉如何呢？

自由是批判性思维和真正创新能力的土壤，自由也能培养真正的责任感。自由的缺位最终导致猖獗的逃课缺席，而这对那些尽职守规的学生是个惩罚。对逃课缺席的惩罚则因为中国传统的“法不责众”而无法有效实施，也就意味着对良好出勤记录的奖励越来越少。如果学生本人不在，大学就无法给予他们任何东西，在知识与智力层面与之毫无交集。

日本管理大师大前研一在他的一本新书中提到“低智商社会”，指在一个社会中人们沉迷于获取信息而不是追求知识和真理。这样的社会的集体智商是低下的，而令其公民“麻木愚钝”是一个社会走向衰落的最佳捷径。此君所言与当今中国现实并非无关。教育的基本任务是培养一个健康的民族和健康的社会，而中国教育缺失的目标就是要使受教育者过上健康的生活，缔造一个健康的社会。来自上帝的道、智慧和福音对中国的意义在于能够帮助人们找到知识和真理，使他们获得自由。基督徒教育者能够促成这一过程的实现，而这样就要求我们将知识和真理谙熟于心，以最正直的方式行事，并随时准备与他人分享有关我们力量源泉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