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化宣教运动现况分析

真实的中国宣教士

所谓「回归耶路撒冷」(Back to Jerusalem〔BTJ〕) 运动,自九十年代中期再出现后——虽然见诸文字的讨论和报道并不广泛——却在各式公开及闭门会议中引发纷纷议论。华源协作2006年的春季季刊,将整期篇幅全数投在该议题上,堪称为最详尽的报道。

即使在早期,为数甚多的中国教牧及研究人员——根据个人经验及推论——就已公开质疑该运动的宣告,因为他们说已差遣 (或可差遣) 十万名宣教士出中国¹。现在十多年后回头看,这个质疑是有理据的。十万名宣教士这数字,不但对公元2000年,即使对今天来说,都是浮夸和不着边际的。逻辑很简单,若果真有十万名宣教士整装待发,这么多年来宣教工场上不同的地区总会觉察到上千、甚或数千人的「动态」罢?!可是,十年来工场上的人并没有看见能以支持这个数字的任何证据。

虽然如此,最近出版的《普世教会的前路》(Future of the Global Church) 却仍然沿用这个数据,令人怀疑或者游戏规则早已改写。在早期讨论时,「宣教士」一词,依照传统宣教学 (Ralph Winter 等人推荐) 的定义,专指向未得之民作跨文化福音事工的人。这个共识,是当日参与讨论的各人,包括中国教会人士,和「回归耶路撒冷」运动倡议者,所共同持守的。

因此,「宣教士」是一个垮越文化的福音工作者,不单是一位随走随传的「巡回传道人」。换句话说,一个受差派前往中国同文化地域传福音的人,即使是长期性的任命,在一般中国教会眼中 (包括「回归耶路撒冷」运动的代表,及其他人士),并不归入「宣教士」的类别计算。

我们若依照韩国及西方的计算方式,在计算「宣教士」的数目时只计算跨文化的长期工作者 (短宣队员也不算),就可省却很多混淆和误会。

对「宣教士」的定义有划一的共识是重要的。否则,一个那么巨大的宣教士数字只会带来纷乱,使人以为中国宣教运动已十分成熟 (这可不是我们所能支持的说法)。当这迷雾 (庞大的中国宣教士数字) 挪开后,普世教会就得以正确地理解中国教会差派宣教士的实况

最新活动概覧

高调式和凯旋式的宣告或活动,向来不是单一的途径。无论在「回归耶路撒冷」运动风起云涌、或黯然消退时,都有好些「有心人」群体——在中国境内或境外——衷心致力促进中国教会的宣教运动。他们有不同的背景,国际性/ 西方的,及海外华人的宣教机构等,都具丰富的中国事奉经验。有在少数民族中事奉多年的,有曾长期从事领袖培训的,有专精于为中国教会动员大规模人力物力的。他们共有一个心志,要促使中国教会响应基督的大使命,差出跨越文化的宣教士 (往异文化的未得之民中去)。基于上述原因,他们不愿在「回归耶路撒冷」运动名下运作,故有「跨文化宣教」,「差遣 (宣教士) 的中国」等其他名堂,不一而足。他们选择低调、少宣传的运作模式。

过去十年来,这些群体所组成的机构,大都在「差遣的中国」大前提下找到了各自的焦点岗位。有培训准宣教士的,有筹组短宣队的,又有人探索在中国设立差会的可能性,等等。虽然他们之间未有正式的伙伴组织,但有机会在不同的会议中相识相交,开拓资源共享以互补不足,却是弥足珍贵的。

经过多年持续不懈的努力,近来有多方面的突破,令人倍感振奋²:

• 好几个宣教培训项目已渐具规模。这些不是埋藏在标准「教牧领导发展课程」里的一两个宣教学导论科目,而是专为准宣教士而设、六至廿四个月的正规课程,相当于西方具学术性的证书或学位课程。
• 一些聚焦于「特殊重点」的较短期宣教课程已在过去数年推出,多数为期三个月,如跨文化实地体验,圣经翻译,前职场评估等。其中一些科目已本土化,由中国同工主持及施教。
• 多间教会联合举办周末宣教大会,取代一两间教会的个别宣教主日。 经常召开宣教祷告 (大) 会。
• 一些短宣队的筹组方法已日趋熟练,且可在多个城市中使用。前往国外目的地及国内少数民族聚居地的短宣事奉也日益普遍。新模式也出现了,如数周长的「异象之旅」以探访少数民族等³。
• 好几个群体已开发了基本架构,可以启动成为差遣大量工人的机制。
• 平信徒宣教学培训课程已在多地推出。

以上所述皆为草根阶层的运作,由当地教牧领导,少受外籍人士或海外华人影响。

中国宣教运动的基本功

中国要成为「差遣的中国」,必须发展几项重要的基本功。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正确的卷标。「回归耶路撒冷」不足以形容这个运动,亦非多数人愿意接受,因为宣教的焦点不在耶路撒冷,而是在响应大使命的召命。缺少了一个合适的名称,就难以开启有意义的讨论和后续的发展。有人建议使用「中国本土化宣教运动」(Indigenous Mission Movement〔IMM〕from China) 这个名称,似乎已被多数人所接纳。

此外,一个合宜的宣教学理念也是必须的。今天就存有两个理念:开放式国家 (Open-Access-Nation, OAN) 和启创式国家 (Creative-Access-Nation, CAN),都是从八十和九十年代就通用的。它们根据宣教士进入的地区对基督信仰的接受程度来界订基本宣教理念:收割式的宣教,或是撒种式的宣教。两个理念皆假设宣教士的动员和招募,都能在宣教士的差遣地区自由进行,完全不受政府干预。

可是,对中国来说,这两个理念都不适用,回为动员只能在暗地里进行,而中国本身,根据通常定义,是启创式国家。更有甚者,普世宣教的语境,与传统模式只从西方派出宣教士的假设大相径庭。但洛桑运动既说宣教是「从地极到地极」(From Everywhere to Everywhere),也就应为中国差遣宣教士制订新的宣教理念。「从启创国到全球」(From CAN to All the World), 简称 CANTALL 宣教理念,可以是一个合适的卷标。这个理念涵盖从启创国派出宣教士往全球。一般问题像如何暗地动员,如何在政府干预下运作等等,都有待解决。换言之,开放式和启创式的理念建基于工场的本质,但「从启创国到全球」的宣教理念却是以动员的能量为本位。

第三个基本功是为基督在中国的身体和在全球的身体建立相互沟通的网络。中国本土化宣教运动不能单由中国教会、在无视普世教会的宣教活动下独力完成,在过程中中国须与普世教会多方合作。这些联系正在逐步滋生,包括城市和乡村的教会。令人兴奋的是,曾出国攻读宣教学的多位新一代宣教领袖,回国后正不遗余力地负起领导职责,无论岗位是在宣教工场的前线或后方。

中国本土化宣教运动的真实性在这些情况下,普世教会或跃跃欲试以期「分一杯羹」。但曾在《华源协作季刊》出现过的警告,仍然有效⁴。那是七八年前的事了,但对今天的景况依然适用。

近几个月以来,有几位显赫的国际机构首长,高调地为回归耶路撒冷运动打气,可是这些机构的前线员工却重复地再踩进多年前的误区。回归耶路撒冷运动果真能代表中国本土化的宣教运动吗?他们的领袖能代表中国教会发言吗?

普世基督教会所能付出的最大贡献是祈祷。大多数西方 (和韩国) 机构都愿意实事求是,可是,或者外人的位份果然就只是代祷,使本国领袖能以他们自己的速度领导中国的本土宣教运动!就像中国教会从五十至七十年代——在没有任何外力干预、只有神的作为的景况下——所经历过的增长!

外籍同工要抵抗「试探」,不要使用作外来资金以支持中国本土化的宣教运动。这种资助所引发的依赖性,足以置本土化宣教运动于死地。为数甚多的外籍机构,出于善意,乐于为一些培训课程提供所需经费。一个高质素、专为委身宣教事奉者设计,为期三个月的国外跨文化培训课程,若包装成费用全免的出国旅游良机,就只会吸引那些对宣教无甚兴趣、更遑论委身的人。有好几个这种在中国境外开办的课程正受到严竣的挑战。它们都有优厚的经济补助,并不缺少学生,但却缺少课程所需的高质素学生,多名报读的学生显然并无心志为宣教召命委身!老实说,课程的管理层应要求学生缴付费用,或者依据经济能力缴付部份费用,以印证他们对宣教的热诚委身。

整个并图的各个组件已陆续出现,而且行将各就其位了。图画的全貌也慢慢聚焦可见了。多项正面的因素正引发期盼,并促使中国本土化宣教运动成为事实。在传统的西方差派基地外,亚洲的韩国和印度也成为颇具实力的差派宣教士国家,而拉丁美洲和非洲亦不落后于人。我们深切盼望有朝一日,中国宣教士会在国际宣教团队中占一席位;有朝一日,世人在想到宣教士的时候,会在众多白种人,(其他)亚洲人,依比利亚人和非洲人中,看见有中国脸孔和各色人等一同工作,正在努力抢救失丧的灵魂!

註解

¹ 參Sam Chiang 對回歸耶路撒冷運動的評估，在WEA出版的 Connection Magazine, 2005. 他說：「… … 眾多中國教會觀察家對該運動的宣告表示極度關注。」詳見《華源協作2006春季季刊》。

2 詳情因保密未便公開。

3個人自駕遊在今天的中國已不是難事。可參一位非信徒外籍人士在中國郊區駕車自遊的經歷：Country Driving, by Peter Hessler。

4 詳見《華源協作2006春季季刊》及《華源協作2005秋季季刊》。讀者可來郵向本刊索取。

(譯者：蕭恩松)

編按：作者具中國福音事工深厚經驗，現在中國從事多元種族團隊的宣教事奉。